編輯們一直在催促，到了仲夏，他決定逃走。他成功登上了飛往倫敦的航班，短暫經停後再前往墨爾本。當他在1月下旬接受我的採訪時，似乎對自己的人生際遇多少感到難以置信。流亡澳洲與他最初成名時的境況可謂天差地別。世紀之交時，隨著中國渴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互聯網的到來和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達熱潮。有了新的創作空間，和郝群同時代的許多作家都在探索中國文學文化的邊界，他們筆下的故事描繪了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和暴發戶的富裕生活，同時揭露出日益物質化的世界觀在他們的國家所引發的道德淪喪。這些作家會嘗試創作一些司空見慣但在紙上卻是禁忌的題材，如腐敗、性慾和多變的性別身份，他們經常以反省的方式來挑戰傳統的敘事。

中國有句成語叫「覆水難收」。這一時期打開了創作的閘門，永遠改變了當代中國文學文化。政府曾經要審查一切作品是否符合國家價值觀，但互聯網提供了一個思想的市場，作家靠自己就能吸引到廣大讀者。但在當今中國，作家想要自我表達，就得承受新的政治壓力，並在國家監控系統的嚴密監視下進行創作。這就好比是一場極度危險的打地鼠遊戲，作家、編輯和網路出版商絞盡腦汁與中共的機構進行周旋，利用手上的一切機會和資源來記錄他們所看到的生活。

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將這位老人的願景運用到了文化工作中，在2002年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講話稱，文化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政府很快就出台了政策，比如為從國有繁冗機構轉型為市場驅動型企業的公司降稅，讓創意產業得以產出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作品。

大方向上的開放與互聯網的普及不期而遇，因為新生事物的緣故，互聯網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開過時的印刷時代的審查制度。在新千年頭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封禁無數外國網站的基礎設施防火牆尚不存在。中國民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訪問Facebook、維基百科和谷歌，而國家也尚未建立一個強大的機制來追蹤敏感詞，遏制棘手信息的傳播。到第一個十年結束，學者和作家都在類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討論公共事務。而其他平台也圍繞各種小眾愛好出現了充滿活力的社群。筆名「小引」的詩人還記得當年那些新生的詩歌網站是多麼混亂而有趣的地方。在「詩生活」這樣的網站上，和他一樣的詩人每天都在辯論諸如白話詩歌寫作的可能性之類的話題。「誰都可以創建自己的公告欄，」他告訴我。「就跟佔山為王的土匪似的。」

這種基於互聯網的社群給中國文學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作機會都是由政府分配的。對一代又一代作家而言，進入國家出資的作協以及黨的出版物或國家新聞機構工作，可能多少是他們實現作家生涯的唯一途徑。中國一些最負盛名的小說家——如閻連科和莫言，他們以描寫青年時代農村生活的現實主義小說而聞名——都是在參軍期間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但到了2000年代，這種正式的隸屬關係已不再是先決條件。只要有電腦、能上網，就可以在文學論壇上分享作品，那裡的審查才剛剛露頭，不成氣候。因為不受編輯和審查者的限制，作家與讀者建立了更直接的聯繫，而讀者也無比喜愛作家對他們經歷的歷史進行耳目一新、不加粉飾的描寫。

在電話裡向我解釋這幾代人的不同之處時，以「阿乙」為筆名的著名小說家借用了經典武俠小說中的概念：他告訴我，傳統作家居於廟堂，而互聯網時代的作家居於江湖。擺脫了體制的束縛，他們探索與國家價值觀不一致的主題和感受。一位筆名「木子美」的散文作者發表性愛日記，詳細描述她與搖滾明星和其他公眾人物的一夜情和艷遇，從而出名。如果說那個時代的世界主義令人激動，那麼它在道德上也是模稜兩可的。有時，向上流動可能會帶來精神上的空虛。

如果沒有開放的互聯網提供的相對自由，郝群可能永遠不會開始寫作。在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學的法律專業後，2000年，他在一家化妝品公司找到了一份人力資源的工作，搬到南方大都市深圳——鄧小平改革的中心地帶。當郝群成為作家時，他是一個身無牽掛的人：父母在家鄉的農村務農，在他上大學時就已去世。他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在2000年以離婚告終。在瀏覽一個文學論壇時，他看到了連載小說《我的北京》，作者筆名「醉魚」。這個故事講述了一群朋友在快速發展和突然富裕起來的首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激發了郝群的靈感，他想寫一個反映自己在中國城市環境中生活的故事。「我們寫的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故事，我們自己的焦慮、渴望和無根感，」他告訴我。

很快，他開始寫起一部小說，講述西南城市成都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如何應對辦公室政治，並且對自己的婚姻產生了懷疑的故事。到2002年4月，他用「慕容雪村」這個新的筆名在幾個論壇上發布了一些章節。這個名字讓人聯想到武俠小說中的主人公。這部小說的最終標題是《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它捕捉到剛畢業的大學生的希望和幻想，他們和郝群一樣，在普通的環境中長大，結果卻發現自己被快錢和無意義的性所包圍。在當時最大的部落格平台之一天涯及其他論壇上，郝群對成都齷齪底層生活的描繪引起了轟動。有一次，一位同事向郝群推薦這部小說，但他並不知道郝群就是慕容雪村。不到兩個月，書商和出版商同他接洽，小說於同年12月出版。他享受成功帶來的喜悅，經常請朋友們大吃大喝，在他們需要錢時就借給他們。北京被分成六個環帶，從市中心向外輻射；一般來說，離市中心越近的社區越繁榮。到2010年，郝群住進了三環的一套頂層公寓。

對於郝群和其他新來者，當局主要持懷疑態度。在全國作家協會的會議上，領導人敦促「文學工作者」反對「思想多樣化」——那些顛覆權威和父權規範的思想。隨後，在一次宣傳會議上，成都市委副書記批評郝群的小說損害了城市形象。當地一位更加「正確」的表演藝術家李伯清指責郝群沒能呈現出城市的「主流特徵」。李伯清在一次採訪中說，對他來說，成都是「美麗、善良、寬容的母親，同時也婀娜多姿」。李對郝群作品中描繪的慾望和貪婪感到厭惡，他堅持認為作家應該把重點放在城市輕鬆的氛圍、著名的錦緞生產歷史和美麗的芙蓉花上。

隨著郝群的政治覺醒，這種不信任變成了迫害。2011年，郝群得知他的好友、中國古詩文學者冉雲飛被逮捕，並被控顛覆罪，因為他警告說，如果中國不進行改革，就有可能發生像北非茉莉花革命那樣的動亂。在擁有數百萬粉絲的微博上，郝群譴責了那次逮捕，稱冉雲飛是「民族的良心」。冉雲飛在同一年被釋放，但郝群遭遇的來自國家的壓制使他變得激進。「在那之前，我一直享受著暢銷書作家的生活，避免惹上麻煩，」他說。「但當他們的手伸向我身邊的人時，我不得不站出來。」郝群的寫作轉向了社會評論，他開始為《紐約時報》國際版撰稿。

後果很快就來了。郝群被禁止發微博，不久之後，他就被列入了黑名單。2014年，他開始收到「喝茶」的邀請——這是警方非正式訊問的俗稱。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大約「喝」了40次「茶」，往往是一個月一次。有時，警官們會像老朋友一樣，詢問郝群最近在忙什麼想什麼。他的寫作生涯基本上走到了盡頭：他再也沒能在中國出版過一本書，他靠為電影和電視劇代筆劇本為生。外出吃飯時，他習慣性地要埋單，朋友們勸阻他，堅持說他需要考慮自己的未來。離開中國時，他在北京五環外租住單間公寓。他有36位朋友——作家、學者、活動人士和律師——遭到拘留或判刑。夜深人靜時，他想知道什麼時候輪到自己。「我沒有長期的計劃，」他說，「因為我覺得自己一隻腳已經進了監獄。」

在2013年上任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努力維護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全球大國的地位。在國內，習近平政府對鄧小平改革所促進的那種寫作表現出了更少的寬容，並熱衷於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創造一種培養民族自豪感的中央集權話語——這是習近平引入國民意識的無處不在的政治模板。2013年春，在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不到兩個月後，官方媒體報導了一份黨中央文件，指示幹部把「意識型態領域鬥爭」放在首位，「加強對文化戰線宣傳工作的管理」，「從源頭上切斷錯誤思潮和言論的傳播管道」。這種路線調整無聲中承認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引發了關於女權主義、酷兒和公民權利等概念的更多討論，而這些討論需要被遏制。

為此，中國政府建立了強大的監督和審查機構。「國保」、地方警察、出版機構和數字監控工具都被運用到一個多方面的行動中，目的是控制「中國故事」。這台機器把互聯網從一個實驗場所變成了國家權力的大型展覽。它通常以「404」錯誤頁面的形式出現——這是一種告知，表明國家認為一篇文章或一段社群媒體內容不適合公眾消費。沒有人能倖免：2021年，前總理溫家寶發表了一篇紀念母親的文章，寫道，「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在流行的社群媒體應用微信上，用戶無法在他們的時間線或私人聊天中分享溫家寶的文章。

習近平的做法扼殺了言論自由。根據追蹤控制措施來調查世界各地互聯網自由的組織「自由之家」的統計，自2011年以來，中國互聯網的自由度下降了40%，在過去的八年裡，中國在該組織監測的國家中獲得了「壓制最嚴重」的不光彩稱號。在出版業，每個一本新書都需要單獨審批，這可能會導致一個令人疲憊不堪的過程：如果出版商決定出版一本書，它將由內部編輯審查，然後向國家新聞出版署提交申請，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決定這個想法是否能夠實現。在過去的十年裡，被歸類為「文學」的新書的出版減少了15%。2013年出版的十部文學作品中有七部是新作。到2021年，再版占出版的一半。

在這種嚴格的審查制度和文化基礎設施支離破碎的環境下，作家必須靈活變通，願意放棄舊有形式，在不同類型之間靈活轉換，才能繼續創作出有意義的作品。記者成了連續創業者，他們夢想用新的創作方式來填補他們看到的空白。當一個項目變得不可行，他們就轉向另一個項目。

筆名「江雪」的資深記者張文敏在2002年因報導一起民權案件聲名大噪，在那起案件中，一對新婚夫婦因在家觀看色情影片而引來四名警察上門。張文敏回憶稱，當時她的許多同事都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無論如何也要盡力多發出一點聲音。在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後，她於2015年離開了新聞機構，成為一名自媒體作者。留著一頭直長髮的張文敏衣著簡單。她的外表顯出一種脆弱的內向，與她文字中對常理毫不動搖的堅持形成鮮明對比。「我就從來沒酷過，」她雙臂搭在身前，輕聲開玩笑道。她說她在微信上寫過關於異見人士的報導，這是任何新聞媒體都不會發的內容，因為就像觸犯天條一樣。新聞活動都不會邀請她參加。她失去了微博和微信帳號，基本沒有了存在感。「朋友家人都覺得我走過頭了，」張文敏說。她所在的西安市開始封城後，一位朋友拿她自己的微信帳號來發布張文敏的日記。這些文章迅速傳播開來，但也招致了攻擊。「過去十年不斷惡化的媒體環境導致大家顛倒了黑白，」她說。「而當你做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也會顯得很不正常。」

其他地方則出現了一種更多屬於自下而上的寫作社群。由於中國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智慧型手機用戶，參與其中的人都能得到技術的助力，讓更多的人得以發表更多樣的作品。郝群這一代作家主要由中產和向上流動的階級構成，而互聯網帶來的技術普及讓沒有大學文憑的工薪階層也有了文藝追求。在快手這樣的短片社群媒體平台上，工廠工人、按摩技師和卡車司機都開始寫詩。2017年，44歲單親媽媽范雨素的自傳體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上爆火，讓她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文壇明星。她的文章開篇就扣人心弦：「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而整篇文章講述了她在農村的青年時代，以及最終被北京一位極為富有的商人聘為育兒師的故事，那個孩子是他的一名情婦所生。她每週有六天時間要將自己的女兒留在家中，去照顧富人的私生子。她開始在閑余時間寫作，因為她覺得「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

記者兼編輯楊櫻一直在捍衛被忽視的故事以及承載這些故事的平台。儘管反覆經歷挫折與重生，她還是努力塑造出一段成功的職業生涯：她曾在一家商業週刊擔任記者，但由於對傳統媒體的愈發不滿，她於2014年離開了該雜誌。她和其他幾名編輯一起創辦了廣受歡迎的數位媒體《好奇心日報》，報導題材包括「上海驕傲節」、為探索可持續生活方式而在垃圾箱裡住了一年的得克薩斯人，以及曾說過創作者應與公權力保持距離的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當局兩次以「非法組建新聞采編團隊」為由要其停更之後，該機構於2019年解散。楊櫻還在堅持，隨後推出了數字雜誌《小鳥》，其中的文學作品觸及了新聞無法再探討的主題。「文學是我們最後的避難所，」楊櫻對我說。

「人可以在故事裡相互交流，」張潔平告訴我，她從記者變成媒體創業者，也是「在場」獎學金的發起人。「他們的喜怒哀樂變得相通。在今天的新聞媒體中，這一點是愈發難以實現了。」隨著新聞機構的崩塌，張潔平創辦「在場」是為了創造一個社群和階梯，讓有抱負的記者學習如何講述這樣的故事。楊櫻和張潔平這樣的編輯希望通過將楊櫻所謂的「日常混亂」——即被國家認為無益的話題，如正在消失的傳統農村，以及災難後越來越多的焦慮症——正常化，以改善人與人之間連接的缺乏。在上海新冠封城期間，《小鳥》推出特刊，收集了令人難以忘卻的真實故事，包括一名年輕女子繞過防疫規定，穿越城市去看望病重父親的故事。很快，當地警察就請楊櫻去喝茶了。因為喝茶任務顯然太多，他們要求楊櫻從該雜誌的手機應用程序上刪掉整本特刊。楊櫻照做了。

由於沒有公開發行的管道，《小鳥》的特刊以PDF形式在朋友間流傳。「我不知道它傳了多遠，」楊櫻說。「這有點薩米亞特的感覺，」她說，指的是20世紀在東歐被傳閱的地下文學。在今天的中國，人們在創作時就知道出版的本質是短暫的——網上的文章可能被刪除；書籍可能被下架；作家可能進入黑名單；部落客可能「被消失」。（小引經常訪問的網站「詩生活」於7月13日宣布關閉。「詩生活生於網路，消散於網路，」關站公告中寫道。「它是幻城，也是真實之境。」）

但許多人仍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繼續寫作。「要只是為了逃避審查，我們根本不會做這一行，」楊櫻說。相反，他們專注於為公共寫作創造一種新的可能性，那是一種充滿活力和生命力的東西。「在這裡，人們的記憶很短，」她說。「有時候他們是被迫遺忘。而在另一些時候，新事件會在你意識到之前就覆蓋了舊事件的記憶。我們就好像生活在一個學不會忘記就無法繼續前行的環境。」她停頓了一會兒，思考著更確切的說法。「文學是幫助人們記住的好辦法。」

今年早些時候，張文敏和郝群經共同朋友介紹認識，並在旅途中碰面。張文敏對自己未來的方向思慮不定，郝群和其他海外作家的先例令她既好奇又畏懼。在與其他中國作家的一場晚宴上，她幾乎是在拷問自己：「一名作家要如何接受這種流亡的身份？」

在墨爾本，郝群抱著好奇觀察他所處的新環境。每一次經歷都是探索的機會：在感染新冠病毒並與一名公共衛生官員通過電話後，他獲得了免費的治療藥物。「這不是社會主義嗎？」他想道。他旁觀了一場地方選舉，並與外面的民眾交談。「真讓人大開眼界，」他說。「這裡有代表性工作者的黨派。還有倡導動物權利的黨派。」

郝群渴望掌握新語言，但對其他流亡作家放棄母語寫作的選擇感到困惑，比如已故的米蘭·昆德拉。寫作的行為就是為一個人的經歷賦予意義，這與他所說的語言以及這語言中所有的細微曲折和難解意象都密切相關。放棄語言幾乎就等於放棄了自己。他給我講了他最喜歡的成語「黃粱一夢」背後的故事。一個小夥子在客棧老闆煮著黃米飯的時候睡著了。在夢中他娶了家境優渥的美麗女子，在朝廷裡當了大官，然後又被心懷嫉妒的政敵陷害，僥倖保住了性命。一輩子過完後，他醒了過來。米飯還沒有煮熟。現實到底是什麼：是平淡無奇的困頓人生，還是被邪惡打斷的烈火烹油？

去年，48歲的郝群再次開始寫小說。他正在寫一部他稱之為《無家可歸的狗》的新小說。這是一個暫定的書名，靈感來自於一位朋友在被請去喝茶時的經歷，當時一位國保官員罵他：「不要自以為是什麼大人物。對我來說，你只是一隻無家可歸的狗。」從這個角度來看，書名提出了一個問題：誰有資格定義像郝群這樣的作家？「我不得不做出很多艱難的選擇，但我為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郝群說。5月，他在挪威為《武漢》做簽售。濛濛細雨，他在駛過陌生城市的火車上睡著了，做了一個夢：他又回到了18歲，即將參加高考。他覺得自己毫無準備。醒來時，他感到緊張不安，然後才想起以前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已遠離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