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克林流浪者之家的第一個晚上，陳天（音）遇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陳天與家人疏遠，孤身一人，為自己所失去的一切和自己的墮落感到憤怒和羞愧。他和妻女經常光顧的華埠餐館、經常送孩子上小學的路線、皇后區友好的鄰居——曾幾何時，這些都是中產階級生活的標誌，看上去那麼安全。作為大學畢業生和前公務員，陳天不得不重新了解自己的城市，而且現在——這仍然令他難以相信——是作為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2012年的那個晚上，在東威廉斯堡的芭芭拉·克萊曼公館，他看到房間裡還有另一個中國人。那人很瘦，不合身的衣服鬆鬆垮垮地掛在身上。陳天用專業的眼光打量著他：他是移民，很可能來自福建省；沒有家人，不會英語，沒有證件。

「我也在最底層，」陳天回憶道。「但我過得比他好。」

那人名叫林謨。陳天感覺到，如果他們是在幾年前相識，那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會非常少。「一開始我對他很難說有什麼好感，」他說。「但我們是收容所裡僅有的兩個華人，所以我們就聊起來了。」

陳天幾乎一無所有，只有一些嚴加保守的祕密，包括一項困擾他的犯罪記錄。這些祕密在他腦海裡不斷迴響，但他從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當然也包括這個新認識的人，他只是簡單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香港，在紐約長大，剛剛開始過上無家可歸的日子。

林謨很猶豫，沒有多說什麼。過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始描述自己在紐約勉強度日的歲月。他確實沒有證件，雖然他在華埠的無數廚房裡工作過，但是他的健康狀況很差，早已不可能再做任何穩定的工作，他46歲，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老得多。他每天都在曼哈頓華埠的街道上蹣跚而行，在人行道上抽煙，在破舊的福建社區中心看破破爛爛的電視。

但這兩個人很快就開始花很多時間在一起——總是在收容所聊天，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散步，分享大碗麵條——熟人都以為他們是一家人。

「我們叫他們兩兄弟，」布魯克林食物銀行組織者米雷耶·馬薩克說。「他照顧林謨。林謨需要什麼就通過陳天來領取。」

友誼有時很難得到紀念——佔據最重要位置的往往是親人、伴侶和孩子。但是，友誼可以成為一個人生命中決定性的紐帶，提供家庭無法提供的親情，在孤獨、飢餓的日子裡成為一座庇護所。

那麼，友誼能讓你為自己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贖罪嗎？距離在收容所的第一個晚上已經十年過去了，陳天依然在思考這個問題。

收容所規定，所有人必須在早上8點之前離開，陳天和林謨形成了一套日程。他們一起前往華埠，在那裡買些面點——只要陳天每個月通過公共援助得到的200美元能買得起。林謨最愛吃麥當勞的麥香魚。他的牙齒一直有問題，柔軟的魚排比較容易咀嚼。

他們經常在華埠邊緣一個綠樹成蔭的公園裡吃飯，一起坐在長椅上，看著周圍的人流。有時候，他們去圖書館，在那裡，陳天向他的朋友介紹了互聯網和YouTube這個無底洞。林謨愛看中國的戰爭老片。

在自己流離失所的生活中，陳天通過幫助新朋友找到了人生的新目標。「我扮演白騎士的角色，」當兩人愈來愈親密時，他記得自己這樣想。他已經很久沒有當過任何人的白騎士了。

隨著時間過去，他發現林謨幾乎沒有在紐約好好玩過，於是陳天自告奮勇，當上了私人導遊。

陳天記得他們第一次出遊是去康尼島。兩人坐地鐵到終點站，去看水族館。陳天小時候，學校曾經組織他們去過那裡，他還曾經帶著妻子去那裡約會——甜蜜的回憶裡夾雜著一絲鑽心的痛楚，這是他從未對任何人說過的。現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從沒來過水族館的林謨身上。這些海洋生物、色彩斑斕的魚類，以及海底世界的寧靜讓他的朋友感到驚訝，也讓陳天感到高興。「他的眼神真的很驚訝，」陳天說。

他們沿著木板路走，買了熱狗當午餐。那天下午，他們的生活似乎超越了收容所宵禁和公園長椅。他們是紐約人，這是他們的城市，也許他們會再吃一個熱狗，有什麼不可以的。陳天埋了單。

他們繼續探索紐約，兩個無家可歸的人彷彿置身明信片般完美的蒙太奇。他們乘坐斯塔滕島渡輪，從甲板上看去，天際線如同一座可以捧在手裡的積木玩具城。他們去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但是逛了幾層樓，林謨就覺得無聊了，於是他們馬上改去中央公園。但是布朗克斯動物園之行十分成功。

「尤其是那隻老虎，」陳天回憶。「老虎真的出來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老虎。一切都是他第一次見。」

紐約的歷險成為他們友誼的一部分，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深。見過他們的律師、救援人員和朋友都驚嘆於他們對彼此的忠誠。模糊的快照、警方報告、移民表格、非營利機構記錄、法庭筆錄和舊電子郵件也記錄了他們多年在一起的大量細節。

有一年12月，他們甚至去中城的梅西百貨看聖誕老人。

他們站在隊伍裡，兩名無家可歸的中年男子在一群孩子當中顯得鶴立雞群。即使有家長斜眼看他們，陳天也沒有注意，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他們終於排到前面和聖誕老人合影了。照片中，陳天坐在右邊，面帶笑容。在聖誕老人左邊，林謨坐姿僵硬，雙手緊握，放在膝蓋上，身上是鬆鬆垮垮的外套。拉鏈拉到領口。他微笑著，顯得不知所措。

離開之前，陳天向聖誕老人翻譯了朋友的願望：一張綠卡。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們在收容所安頓下來。隨著這裡的居民不斷進進出出，兩人把自己的小床挪到了一起。

那時，林謨撿了一部有人放在公園長椅上的舊智慧型手機。到了晚上，他躺在床上，用陳天的網路熱點上網，看他的老電影。

收容所裡的打鬥和搶劫並不少見，但是陳天以一種硬漢的姿態成功地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然而，在2014年8月1日晚上11點左右，他正和一名收容所管理人員交談，林謨睡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名有前科的收容所住客撲向林謨，打傷了他。當陳天找到自己的朋友時，林謨的左眼已經腫得睜不開了，他的嘴上有一個大傷口，鼻子裡也在流血。陳天陪他去了醫院，警方逮捕了行兇者。

林謨臉部骨折，需要做手術。當他醒過來時，陳天就在他身邊，試圖抑制一種奇怪、緊張而又離奇的興奮之情。

「我說：『林！這是百年一遇的機會！終於來了！』」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聽不明白，但他也沒指望他能明白。

在他們相處的所有時間裡，陳天一直有意不談及自己的過去。他談到過自己的妻女，但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隻字不提，也從未提及自己被捕的經歷和在監獄裡度過的歲月。

他從未分享過的是：1990年代初，他曾是甘迺迪國際機場的移民官員。他的工作包括與尋求庇護的華人面談，他們是絕望地尋求更好生活的人，是像他自己的父親和林謨那樣的人。

他在那裡工作了五年，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年裡，他目睹了隨之而來的移民潮。一夜又一夜，他聽著有關迫害的陳述——其中許多肯定是真實的，也有許多肯定是誇大了。他敏銳地意識到，如果他父母的生活有所不同的話，他很可能也會成為那些排隊等待憐憫者中的一員。

現在，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毆打，陳天想起有一種特殊的簽證——U簽證，對吧？——這是專門授予移民中的犯罪受害者的。他跑到圖書館，用那裡的免費電腦研究移民法。

他去研究了好幾次才確認，但是不到兩週，他就給在華埠處理移民案件的律師T·J·米爾斯寫了一封電子郵件。

「恕我冒昧，我希望您能研究一下，看看U簽證是否適合林先生的情況，陳天。」2014年8月13日，他寫道。

陳天仍然沒有向林謨、米爾斯或其他任何人透露他在移民執法方面的職業生涯。「我的背景很不堪，」他最近說。「不用說了吧。」他嘆了口氣。「他們說我是個黑警。」

1993年，當聯邦特工在陳天的口袋裡發現1700美元後，他失去了移民工作，這筆錢是他從一名中國商人那裡勒索來的。那名男子降落在甘迺迪機場並申請政治庇護。陳天說，除非他交出錢，否則就把他送回中國。數小時後，聯邦特工逮捕了陳天。他認罪並在獄中度過了近一年。

然後，幾年後，他再次被捕，這次的情況更糟。2003年，他被認定為一場騙取數十名中國移民畢生積蓄的跨國陰謀的主謀。檢察官說，陳天在紐約各地設立了虛假辦公室，並承諾向希望將親屬帶到美國的移民發放簽證。他聲稱他為政府工作，通過他的關係，他可以為他們獲得簽證和綠卡，收費高昂。他們說，交錢後，他就消失了，改了名字和地址，故技重施。

檢方在一份法庭文件中寫道：「作為一名中國移民的陳天掠奪了一群努力工作、不諳世故的中國移民，這些人極力想把他們的親屬從中國帶到美國。」

他被指控竊取大約100萬美元，受害者包括老年女性、農民、裁縫、已婚男子——這些人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在紐約建立新生活。一系列證人在聯邦審判中作證指控他，一再在法庭上指認他是主謀。他是這場陰謀中唯一一名被送進監獄的人。

直到今天，陳天仍堅持認為他是被陷害的，當局針對他只是因為他的前科。他給法官和其他聯邦官員寄去長長的手寫信，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即便如此，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希望洗清自己的罪名。

他在監獄裡度過了大約十年，並於2012年獲釋。他試圖與妻子和女兒團聚，但結果很糟糕。他最終淪落到了無家可歸者收容所，非常想重新開始，但不知道從何做起。然後他遇到了林謨。

「天上的神還是佛派我來幫助林謨，」他說。「他是非法移民，而我是一名前移民官員。我遇到他並不是巧合。」

隨著朋友的傷勢慢慢康復，陳天急著幫他拿到簽證。

陳天想起了米爾斯，他是唐人街教堂的一家免費法律事務所的移民律師，曾經研究過林謨的案子。襲擊發生前兩個月，這位律師寄信到林謨所在的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委婉地告訴他，獲得合法身份幾乎是不可能的。「由於你顯然是帶著偽造文件進入美國的，很難對你的審查和申請作出驗證，」他寫道。

儘管如此，米爾斯和其他社工還是被這兩個人的友誼觸動。他們不知道陳天的過去，但他們欽佩他對林謨的無私關照。「陳天一直在他身邊，」米爾斯說。「陳天是他最好的朋友。」

在了解了林謨的案件後，米爾斯很快同意陳天對U簽證的理解是正確的，該簽證於2000年設立，旨在保護在美國遭受虐待並願意與執法部門合作的移民。米爾斯開始為林謨處理申請。

陳天成為中間人，幫助米爾斯收集襲擊事件的警方記錄、列出林謨傷勢的醫院文件和大量申請表。通過兩人的合作，陳天不同尋常的堅韌和對移民法律的駕輕就熟讓米爾斯越來越佩服。

米爾斯在寫給陳天的信中說：「我實在沒有見過哪個人像你對待林謨這樣，可以對一個朋友付出如此多的友情與支持。」

隨著林謨的案件在移民系統中取得緩慢的進展，他最終向社工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2019年，他在接受與米爾斯一起工作的一名志願者的採訪時，談到了自己在福建農村的家庭農場長大的經歷。年輕時，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發生後，他參加了在福州舉行的集會，呼籲更多自由和改革，結果發現自己被當局列為潛在的麻煩製造者。他說，由於害怕被捕，他逃離了自己的家，開始了在美國尋找安全之地的艱辛旅程。

他說，在一群同情者的幫助下，再加上他無力償還的一系列貸款，他最終到達了泰國邊境，並最終登上了飛往洛杉磯的飛機。飛機著陸後，他躲進機場的男廁所，確定那裡沒有人監視他。他說，他撕毀了護照，默誦著兩個字母前往海關：PA—— Political asylum（政治避難）。

他被允許暫時入境，但在法官下令將他驅逐出境後，他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一直躲避當局，做著辛苦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害怕被發現。「我在一家廚房找到了工作，拚命工作，來租床位，還債，養活妻子，」2019年，他通過翻譯說。「我幹了八年，然後我的身體垮了。」

最後，他來到了紐約，在各個收容所之間輾轉。「我很害怕，」他說。

米爾斯對他的故事念念不忘。「我對林謨的全部感覺，儘管我不太了解他——他的一生都是在拚命活下去，」他說。「艱苦的生存，不斷遭受打擊。」

簽證花了四年時間才通過，但還是成功了。2019年4月2日，在進入美國28年後，他收到了簽證。文件批下來後發到了陳天的電子郵件地址，因為林謨沒有電子郵件，當時他倆正在華埠的公園裡。

「林謨臉上露出了這些年來最美的笑容，」陳天回憶。「他不停地讓我把每一行都讀給他聽，一遍又一遍。」

現在林謨有了簽證，去看牙醫、修復牙齒就容易多了。也許他終於可以離開收容所了。只要他在三年時間內一直留在美國，他就可以申請綠卡。他終於可以把他的妻子李火梅（音）帶到紐約了。他已經有將近30年沒見過她了。

「我們失去了太多的時間，」林謨在2019年對那位非營利機構志願者說。

陳天改變了這位朋友的生活，卻沒有透露自己曾為政府工作多年，以及曾經被捕的祕密，但在林謨拿到簽證幾個月後，有一天，林謨直截了當地問他：你是移民官嗎？

公園裡有人給他提供了線索。現在他想知道，陳天一直在耍他嗎？他是不是很久以前就能幫自己拿到文件？

據陳天回憶，對峙很快變得緊張起來。「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他回憶自己對林謨說。「你以為你是怎麼拿到簽證的？你應該感謝我。」

一種冰冷的感覺滲入了他們的友誼，但陳天說，他們最終還是擺脫了它。他們繼續在一起，陳天繼續幫助林謨在這座城市裡四處走動，看醫生。

他們一起吃過無數次飯，很快又有第三個人加入進來。林謨的妻子來到了紐約，兩人開始設想如何在美國共同生活。林謨仍然住在收容所，而她住在家人的朋友那裡，但他的夢想���為兩人找到一套公寓。

「最重要的是找一個我們可以在一起的地方，」他在2019年說。

2020年3月，陳天帶著林謨去貝爾維醫院中心治療胃病。醫生讓他留院觀察了一夜，然後讓他住進了重症監護室。當時正值大流行初期，醫院暫停了所有探視，但陳天說，一名社工經常從醫院給他打電話，讓兩個朋友可以影片聊天。

在他們談話時，林謨顯得很虛弱，無精打采。陳天很擔心。幾天後，醫院表示，林謨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然後，4月17日晚上，陳天記得醫院打電話給他。「他們通常不會在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他說。「所以我已經感覺不妙。」

下午7點33分，林謨標去世，他是紐約第一波新冠疫情的早期受害者，卒年53歲。

他的遺屬包括妻子李火梅和一個已成年的兒子，他的兒子已經在另一個美國城市有了自己的生活。記者無法就本文聯繫到他們。他被安葬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兒子家附近的一個墓地裡。他的棺材上刻著「謨標先生，1966-2020」。

朋友去世的那天晚上，陳天直到午夜還無法入睡，給米爾斯發了一封長長的電子郵件，寫下自己的想法。

「現在我問上天，是你讓我幫助他實現他的夢想，只因為這部分工作適合我來做，」他寫道。「現在你又把他帶走。」

現年65歲的陳天經常用他那部破舊的手機翻看朋友的照片。他終於走出了收容所，一個人住在布魯克林布朗斯維爾的一間公寓裡，那裡堆放著塞得滿滿的箱子和鼓鼓的塑料袋。其中很多是屬於林謨的。他經常去華埠，在一個食品分發處做志願者。他專心研究自己的案子，每晚都在研讀他的舊審判記錄。

他仍然時不時能看到林謨：在華埠的公園裡，老人們一絲不苟地繞著圈散步。在B60巴士上——林謨經常坐這列巴士來找他。還有關於新冠病毒的新聞，彷彿永無止境。在自己的法庭案件記錄中，他也能看到林謨——他的指控者對合法身份的訴求與林謨類似。

歲月流逝，曾經與這兩個朋友相處過的人都還記得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記得自己曾被這種關係深深打動。

「我覺得林謨讓他找回了自我，」非營利組織志願者麗貝卡·庫尼說，她曾在2019年採訪林謨，和兩人打過一些交道。「就好像林謨幫助他找到了重新做人的感覺。」

陳天幾乎從未向庫尼透露過自己的生活，但是庫尼記得，他和林謨似乎都迷失了方向。「這兩個人遭受了那麼多的苦難，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內心深處依然儲備了那麼多東西，可以向對方付出友誼。」

今年4月，在林謨逝世兩週年之際，陳天乘地鐵去了貝爾維，在附近找到了一張公園長椅。即使朋友已經離開，親密友誼中形成的儀式卻永遠難以忘懷。

他點了一炷香，擺上了林謨最喜歡的食品當做野餐：炸薯條、可樂和麥香魚。葬禮結束後，陳天拿走了林謨的假牙——不管有多可怕，這都是朋友留下的紀念——此刻他把假牙放在食物旁邊。

他大聲叫了幾次朋友的名字：「林，林，林。」然後他吃了三明治。在吃飯的過程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林謨的午飯——沒有人走近他。

他遲遲沒有離開長椅。